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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位于遵义市东北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新蒲村官堰组，地处乌江支流湘江上游的仁江（亦称洪江）西岸，是播州杨氏重要的祖茔之一。
2012年8月，为解决遵义新蒲新区饮用水源的中桥水库项目启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遵义市文物管理部门，对中桥水库工程淹没区进行了文物调查和勘探，确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播州杨氏29世土司杨烈墓（编号为M1）在水淹区范围内，并在杨烈墓东南侧约200米处新发现一座三室并列的大型石室墓（当时称挨河古墓，编号为M2）。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13年4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大规模田野工作，不仅确认挨河古墓系播州杨氏21世土司杨铿夫妇墓，还依据该墓墓志中提到的14世杨价墓的线索，调查勘探并清理出杨价墓（编号为M3）系一座男女室并列、未遭盗扰的大型土坑木椁墓，并探明了杨价墓与杨烈墓墓园遗迹，是贵州考古的重大新突破。
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清理出杨氏土司墓园
杨烈墓（M1）和杨价墓（M3）相距仅约10米，墓向基本一致，两墓均发现墓园垣墙遗迹，且不少地方相互叠压，呈现出明显的早晚特征。
一是墓园格局的变化。杨价墓墓园垣墙主体围合部分平面前方后圆，周长442米，在墓前方中轴线处设门址，在中轴线位置往前端又延伸了一段长130米、呈半围合状的墙，墙宽2米。杨烈墓墓园平面形制呈不规则三角形，垣墙周长约422米，宽0.7米，两墓墓垣大部分重叠，杨烈墓利用了杨价墓垣墙，门址也叠压于杨价墓门址前端。因杨烈墓位置的原因，杨烈墓南侧墙内移，杨价墓园前方伸出的墙体部分废弃，墓园面积变小，垣墙前方转角处由杨价墓的方转变为圆转。
二是用材、构筑方法、建筑构件不同。杨价墓垣墙用粘土岩板材构筑，在墙的内外侧，每隔约1.2米竖一立柱，立柱间横叠石板，形成外墙，中间填土，立柱上段装饰如意云头纹雕刻。杨烈墓垣墙用泥灰岩方石垒砌，石质顶。在杨价墓垣两侧发现大量瓦砾堆积，应是瓦顶，建筑构件同于四川安炳墓、杨粲墓、海龙囤一期墙和养马城。杨烈墓垣仅门址处有较多的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堆积，与海龙囤二期墙和新王宫遗址同。两垣墙的用材、构筑方法、建筑构件分别呈现出典型的宋、明特征。
此次发掘，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揭露出杨氏土司墓地的墓园格局。从杨价墓墓垣（南宋）、杨烈墓墓垣（明代），门址及其相互之间的叠压关系，使我们完整认识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成为可能。杨价墓及其墓垣的确定，为海龙囤一期城墙及养马城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参照，即从三地建筑工艺及出土遗物的一致性来看，海龙囤一期城与养马城均系南宋遗存，这为正在开展的“土司遗址”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该墓地也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葬的年代、墓主、等级身份都很清楚，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始末遵义，古称播州。唐贞观十三年（639）置。唐乾符三年（876），山西太原人杨端平南诏入播，收复播州，开始对播州世袭统治。元明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管理制度，播州杨氏土司位居“贵州四大土司”（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之首。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爆发“平播之役”，播州最后一位土司杨应龙被剿灭。次年，明中央对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分播州地为遵义军民府（隶四川省）和平越军民府（隶贵州省），结束了杨氏对播州共27代30世，长达725年的世袭统治。
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工作始于1950年代。1957年发掘的杨粲墓（第13世）系大型双石室夫妻合葬墓，规模宏大，全墓遍施雕刻，在以仿木构建筑雕刻为背景的墓室里，装饰人物、花草、动物、家具等图案，富丽堂皇。墓葬虽被盗，仍幸存少量随葬品，腰坑里出土的铜鼓被称为“遵义型铜鼓”，成为中国南方八大类型铜鼓的标准器。1974年清理了高坪杨氏墓地，确认杨文墓（第15世）、杨升墓（第22世）、杨纲墓（第24世）和杨爱墓（第26世）。1988年，位于遵义县团溪镇雷水堰的杨辉墓（第25世）被盗，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出土各类仪仗陶俑70余件。1998年，杨烈墓（第29世）被盗，对男墓室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2012年，为配合海龙囤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对海龙囤新王宫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理清了全囤宋、明城墙的分布格局。映证了海龙囤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在抗蒙战争背景下修建的史实。囤前、后城墙，关口和新王宫系由最后一位土司杨应龙于明末修建。
2013年，《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获准在国家文物局立项。2014年，对养马城遗址进行勘探和试掘。养马城，东距海龙囤仅2.5公里，隔白沙水与海龙囤相望。城墙沿山脊和悬崖修建，周长约3.5公里，有城门6座。城墙、城门的构筑与海龙囤一期墙、杨价墓墓垣接近，始建年代当不晚于南宋。
2014年，完成了播州核心区域杨氏土司遗存的田野考古调查，新发现了一批营盘、田庄、水利工程、桥梁、墓葬等遗迹。为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播州社会、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阐述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13～2014年清理的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是贵州土司遗存继海龙囤遗址之后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土司考古的内涵，对研究宋元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意义，是贵州继海龙囤遗址后又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土司遗存发掘项目。
第一次发现播州杨氏高等级土坑木椁墓
M3（杨价墓）是一座带墓道、双室并列的大型土坑木椁墓。封土已夷为耕地，没有夯筑痕迹，直径约20米。两墓室大小相同，单个墓室平面呈甲字形，长约8.5、宽6米，开口距地表约1米，墓坑深约4米。中间有长17.5米、宽2米的生土隔梁。墓道残长约20、宽约5米。
椁室位于墓室正中，男女室构筑方式基本相同。由枕木、椁底板、南北侧板、东西端板和盖板7部分构成，平面呈长方形，男室长5.3米、宽2.7米、高1.8米。女室长4.6米、宽2.8米、残高1.06米。
椁室在2根枕木上起建，有立柱5组9根。东、南、北三侧椁板均直接建在生土面上，紧靠立柱由下而上围合而成，南北侧板共6块，东端板共4块。西端板建在高出椁室所在生土面约0.3米的垫土上，共3块。南北两端的侧板顶在东西两端板之间。椁室盖板由横板和纵板构成。横板搭放立柱之间，榫卯方式套结。在横板上东西纵向铺陈盖板。头箱盖板横向（南北向）铺陈，与椁室盖板相接。东端盖板与端板之间，采用铁钉扣合。头箱位于椁室西端，箱底高出椁室底0.3米，与墓室连通。头箱底部南北向铺设木板两块，与第5组立柱相接。头箱内放置木箱一个，箱内放随葬品。男女室椁底板下都有陶质腰坑。
杨价墓，是播州杨氏目前唯一的土坑木椁墓，区别于以往土坑石椁墓，丰富了播州杨氏的墓葬类型和补充了宋代考古的新资料。新确定两座土司墓葬，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M1系播州杨氏第29世土司杨烈夫妇墓，早年发现，1982年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墓为大型同坟异穴双石室合葬墓，男女室并列，结构基本相同，均为长方形平顶单室，由泥灰岩砌筑。男墓室位于女墓室北侧，墓室进深3.34米、宽1.8米、高2.16米，墓门外有立颊、门楣、八字墙。女室比男室略小，省去了墓门外的部分。在男女墓室底下均发现有腰坑石，均被盗。墓前有拜台、墓碑和石翁仲。拜台两侧原立有墓碑两通，现仅存碑座和石碑残段。碑文显示是杨氏29世杨烈夫妇墓。墓前距墓门约13.6米处的神道两侧有2尊石翁仲相向而立，头部均残，衣着相似，左侧翁仲持玺，右侧翁仲持笏。
M2系杨氏第21世即明初第一代播州土司杨铿夫妇墓。系大型同坟异穴三室合葬墓，用泥灰岩石砌筑。墓室结构、大小相同，仅墓门、墓顶的装饰略有差异，墓室间以隔墙，墓门外两侧护墙为八字形土墙。由前室、墓门和后室组成。中室前砌筑有穹窿形闭合的砖墙。前室进深1.05米、宽2.25米、高2.74米，后室进深3.34米、宽1.75米、高2.24米。前室外横陈封门条石和顶门石。后室门扉为可开合双扇仿木格子门，背面装饰有忍冬纹和格眼毬纹。墓顶中部为覆斗形藻井，中室藻井中部有圆形凿孔，为镶嵌铜镜之用，室内有铜镜残片，孔周藻井四角篆刻“寿山福海”四字。侧壁有龛无装饰，后壁无龛饰有减地壸门。墓底石上放棺床，棺床与左、右、后三壁形成三道沟槽，起排水防潮作用。中室棺床底板石下有腰坑。
M3西南距杨烈墓仅约10米，根据杨铿墓志“祔葬先人于洪江原左”“威灵英烈侯墓之右”的铭文线索，对杨铿墓西北侧杨烈墓所在的坡地进行仔细钻探，找到了该墓及墓园，根据M3墓园垣墙构筑风格、建筑构件和出土金银器呈现的鲜明宋代特征，以及出土器物上“己亥季春，都统使衙公用”“雄威郎制使公用”等铭刻，参照历史文献关于杨价封“威灵英烈侯”“诏授雄威都统制”等记载，推断该墓是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夫妇墓。
通过M2、M3的发现、发掘及墓主的确定，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由7座增至9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且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座未经盗扰的杨氏墓葬出土完整成套南宋精美金银器
杨烈墓因早年被盗，无出土遗物。杨铿墓仅存少量劫余之物。在该墓的中室墓门前3米、南室墓门前2米处中轴线上，各出土墓志铭1合。墓志均阴刻篆书志盖和楷书志文，涂朱，从“明故亚中大夫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公墓志铭”志盖及“公讳铿”等志文，可知中室墓主是播州杨氏21世杨铿，志文约3000字，记录了杨氏家史及杨铿生平、功绩等。“明故播郡太淑人田氏墓志铭”，志文900余字，记录了杨铿夫人田氏生平和贵州杨、田、宋三大土司间的姻亲关系等。此外，还清理出陶骑马俑、铜香炉、铜镜残片、玉叶和料珠等遗物，主要出于南、北两墓室的前室填土中。
杨价墓是目前唯一未经盗扰的杨氏墓葬。椁室内的随葬品主要出土于男女室头箱及男室棺椁之间，共80余件。女室头箱出土金银器7件，有狮纽银执壶、银烛台、银瓶、银匙、银箸、金杯、金盘各1件。男室头箱出土31件金银器和1件玉器（单耳杯），金器6件，包括盘、碗、箸、匙、盏托、杯各1件；银器19件，包括执壶2件、温碗1件、碗4件、杯2件、盘2件、盖1件、钵1件、盏托5件、盒1件。男室右侧棺椁间出土了鎏金双鱼银洗、温碗、执壶各1件，烛台2件，还发现了大量髹漆皮甲胄片；左侧棺椁间出土了环首金柄铁刀（带金鞘）、木胎包银皮盾、弓箭、银壶等。在棺前还有3件长方形漆木器，性质不明。男女室木棺部位均发现有金棺钉、银棺钉、铁棺环及银饰件等。男室木棺上方还发现绶带痕迹，但纺织物已朽，只见散落棺上的狮子戏球金牌、圆形金牌、银铃等饰件。现两棺的清理工作正在实验室内有序推进。
杨价墓出土的完整成套南宋精美金银器，堪称同期同类器中之精品，是深入认识播州杨氏及南宋时期的丧葬礼仪和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艺术及交流的重要材料。
发掘保护与合理利用并重
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考古工作注重发掘、保护与利用相结合。以文物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贯穿发掘工作始终。严格遵循考古工作规程。纳入播州杨氏土司考古课题，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结合，注重“考古、文献、口碑传说”三重证据法，以完成学术目标为目的。并辅以三维扫描、航拍航测、X光探伤、标本及DNA检测等新技术手段。
鉴于杨价墓未曾被盗、保存状态良好，棺椁结构清楚、遗物保存完整，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物保存价值，为了资料信息提取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得到及时有效保护。决定对女棺和男椁室以内的部分整体提取，运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实验室考古，进行室内精细考古发掘，辅以图表影像记录、标本检测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再对棺椁等进行模拟复原，满足研究和陈列展示的双重需要。出土文物保护工作也同时启动，对不同材质出土遗物进行全面综合保护处理，特别是对破损严重的银器，进行病害、成分等的分析检测，充分掌握其成分及病理状况，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少干预、最少介入与可再处理性原则，研究制定保护技术路线，利用传统工艺如细金工艺等对器物进行整形、加固、补配、缓释以及封护等保护。
因是中桥水库建设项目，我们在发掘前就制定了保护方案，对处在水库水淹区内的杨烈墓和挨河墓实施搬迁保护。但是随着杨价墓及墓园和杨烈墓墓园的发现，为了确保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及时调整保护方案，对两墓垣遗迹进行水下原址加固保护，将杨铿墓整体搬迁、杨烈墓原址抬升、杨价墓的墓室原址回填加固保护，并规划建设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现在，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文物保护及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建设正按保护和展示方案有序推进，在不远的将来，依山傍水的“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将以新的面貌向公众展示。
杨价与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未解谜题
有关杨价的文献记载，宋濂《杨氏家传》最全面，仅300字，此外，零星见于碑铭等资料。杨价，字善父，“英伟沉毅、自少不群”。于绍定间（1228～1233）袭职，父杨粲死后，将郡政交给儿子杨文，自己则“专志养母”。端平二年（1235），蒙古皇子阔端率军攻四川，围宋军于青野原，价认为“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请自效，于是“驰马渡剑，帅家世自赡之兵五千，戍蜀口”。围解，被“诏授雄威军都统制”，得升白锦堡为播州。杨价屯兵重庆、泸州之间，以雄威军戍夔峡，阻止了蒙古军的南下。嘉熙初年（1237），制置使彭大雅镇守重庆，杨价督万兵屯长江南岸。嘉熙三年（1239），蒙古达罕率兵大举攻川东，欲渡长江，杨价派其裨将赵暹率万兵迎战于石洞峡，蒙古军败退。当时孟珙宣抚荆湘，余玠制置西蜀，皆倚杨价为重，朝廷多次下诏褒奖。一天，杨价大饭群僧，诵佛书数语而终，据《杨文神道碑》，杨价死于1243年，生年不详。杨价不仅战功卓著，也好学善文。之前朝廷设科取士未及播州，杨价向朝廷申请，得“岁贡三人”，郡士冉从周在嘉熙二年（1238年）考取进士，为播州第一位进士，南宋时期播州共有8人考中进士，这也多赖杨价开科举之风气。杨价死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威武宁武忠正军节度使，赐庙忠显，封威灵英烈侯”。妣田氏，封齐安和政安康郡夫人，赠永宁郡夫人。
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发掘，有很多新突破，但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
杨价墓的发现，尤其是土坑木椁墓的特殊形制，为杨价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杨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何采用传统的土坑木椁墓？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不在播州杨氏土司司城内或司城附近，一般在距离司城不同远近、不同方位、杨氏经营的山水绝佳的田庄中，一般背山面水，视界开阔。有何规律可循？
入葬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墓主，都是世袭统领播州的土司及其夫人，不是按世袭关系（或父子关系）相继入葬，也不是按照昭穆关系交错埋葬，晚辈一般葬于先祖墓旁或之前，没有葬于先祖墓之后的情况。墓主的选择标准和墓位规律是什么？
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勘探与发掘揭示，播州土司的墓园有围墙环绕，前端围墙中央构筑有墓园大门。墓地后方有守卫田庄和墓地的堡寨（营盘），近旁可能还有祠堂家庙。是否有共性特征？布局情况如何？为什么同一墓地不同墓葬单独使用和共用墓园现象并存？
既往发现杨氏土司墓，均是石室墓。土坑木椁墓是新出现类型。从宋至明，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的变化规律？
杨价墓出土完整成套金银器，其产地、工艺、组合规律、葬制和葬俗又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和交流？
这些问题，仅仅是播州杨氏土司相关问题的一部分。文献的阙如，制约了研究的深入。播州杨氏土司的诸多史谜，更多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深入推进，期望随着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的开展，随着新的物证及文字资料的发现，能一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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